（本文出自The Athletic编辑Rustin Dodd） 理查德-茨维根哈夫特每周打一次半场全场接波，当别人让他描述自己的打法时，他通常会给出三个名字：马格西-博格斯、约翰-斯托克顿和戴夫-特瓦德齐克。 茨维根哈夫特身高只有5英尺4英寸，所以他在博格斯——NBA历史上身材最矮小的球员——身上找到了灵感。他也极其热衷于分享球权，这也解释了他对斯托克顿的崇拜，后者是NBA历史助攻王。而他对特瓦德齐克的欣赏则更为冷门——特瓦德齐克是20世纪70年代波特兰开拓者队一位作风顽强、头脑聪慧的后场指挥官。不过，对此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解释。 茨维根哈夫特今年已经81岁了。 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打正规的篮球赛，当时他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博士生。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停下脚步。在过去51年里，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吉尔福德学院发起并组织每周一次的打球局，他在那里担任心理学系的荣誉教授。 吉尔福德学院的这场球局，很可能是全美持续时间最长的接波篮球活动之一。它历经了九任美国总统。打球的球员大多六七十岁。几年前，随着球员们动作变慢、节奏放缓，比赛改成了半场，茨维根哈夫特还为这个“联赛”起了个新名字：“老骨头篮球”。 “现在每过一次生日，我都会想，真不敢相信，我居然还能打球，太幸运了，”茨维根哈夫特告诉我，“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打多久。” 我联系上茨维根哈夫特，是希望他能帮我解决一个正在萌芽的人生危机。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打接波比赛时，防守的球员接到球后强行突破切入禁区，这迫使我迅速向右侧滑步并急停。 那次笨拙的脚下发力导致我右膝的韧带拉伤到了令人不适的程度，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几乎无法正常行走或跑步。这次经历让我心惊肉跳。 距离我的40岁生日只有几个月了，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不可能永远打下去了。 我曾试图向一个朋友解释，为什么每周一晚上9点30分的接波篮球赛是我一周中最快乐的90分钟。那是创造力和即兴发挥的源泉，是一场能产生内啡肽并缓解焦虑的高强度锻炼，也是一种集体的“流沉”状态（flow state），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全情投入、心无旁骛地活在当下。 它似乎提供了现代生活最宝贵的奢侈品：让大脑安静下来、纯粹存在的能力。一场接波篮球赛，就是通往片刻顿悟的直达通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确实具有某种治疗效果，”茨维根哈夫特表示赞同。 这就是我联系茨维根哈夫特的原因。打球50年后，我想他对于我们共同热爱的这项运动一定有一些独特的智慧。我们的对话展现了一堂基于半个世纪球场时光的幸福课，一份建立在空切、协防和完美多传一次球基础上的美好生活指南。 当你81岁时，在篮球场上有某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比如：茨维根哈夫特无法做出急停跳投。 他过去常常能踩住刹车急停，随之出手一记柔和的跳投。但随着岁月积聚，他的肌肉不再听从使唤。他可以投篮，或者突破，但他无法将两者同时完成。 除此之外，吉尔福德学院的这场球局出人意料地充满活力。它现在依然是每周打两次。球员的平均年龄在64岁左右。大家已经不再去数做过多少次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了，这些年来，球局因为伤病、退休，偶尔甚至因为球员离世而失去了一些参与者。 然而，就在几周前，茨维根哈夫特依然站在拉根-布朗体育馆的木地板上，与一位身材矮小、防守凶悍、拼抢篮板极其卖力、浑身散发着纽约尼克斯队何塞-阿尔瓦拉多那种侵略性的后卫对位。当然，这完全合情合理。 “他比我年轻40岁，”茨维根哈夫特说。 这场球局最令人惊叹的部分在于它的长寿，茨维根哈夫特将其归功于他在冷战时期借鉴的一句口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我们这里没有多少律师，”茨维根哈夫特说，“这是这场球局能维持这么久的原因之一。” 这一切始于1975年，当时茨维根哈夫特还是个年轻的教职人员，正在研究美国权力精英。起初，这只是个经典的午间接波球局，球员们聚在一座绰号叫“饼干盒”的老派体育馆里，那里看起来就像电影《花城传奇》里的场景，拥有每个球员都喜爱的软弹篮筐。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球局搬进了新场馆，规模扩大到每周三次、同时开打三场全场比赛。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繁荣的社区实验，社会学家称之为“第三空间”——一个独立于家庭和工作之外的社交场所。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拥有自己的规则、规范和语言。事实上，这恰恰是一位芝加哥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那种文化。 20世纪90年代初，杰森-吉默森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此前十年里，他一直在各大高校校园里打接波篮球。在个人经历以及一本关于篮球文化书籍的启发下，吉默森开展了针对接波篮球的首次定性学术研究，观察了芝加哥郊区和印第安纳州西拉法叶的球局。 社会学家几十年来一直研究接波篮球是有原因的。这项运动天然具有对抗性、侵略性和竞争性。筹码很明确：胜者通常能留在场上继续打。然而，这项活动又是井然有序、高效且极其积极的